从1978年-2018年，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广大甬商见证了并且亲历了中国经济社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称得上经济发展的奇迹。12月16日下午，2019上海市宁波商会年会暨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甬商高峰论坛在上海静安香格里拉大酒店成功举办，高峰论坛邀请了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作《重温改革开放精神，坚定改革再出发》主题演讲。

以下为发言全文：

我们知道2018年的经济形势是相当严峻，前段时间有很多企业家遇到了困难，我记得有一位浙商曾经用了一个词叫“人心涣散”。如果前段时间是人心涣散的话，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特别是中央对民营企业出台了很多帮扶的措施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是恐怕很多人还是惊魂未定。那我们该怎么看待当前的形势？

四十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按理来说十年之后，我们应该摆脱了那一次危机的影响，但是从现实上来讲恐怕还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记得温家宝总理原来最喜欢说一句话，说2008年是最困难的一年。这句话后来几乎每年都要讲，今天的情况，恐怕比温总理的时候要更加复杂、更加严峻。为什么我们经过了十年，我们的经济还依然看不到真正的复苏的希望呢？我想恐怕是因为过去十年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说40年以来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的产生背后四重陷阱同时碰头的结果。第一重陷阱是稳增长的陷阱。我们知道对于中国这样大型的国家，豪无疑问经济的稳定是必须的，邓小平也说过稳定压倒一切。但是稳定有两种办法来实现稳定。一种办法是通过改革，就是李克强总理说的让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红利，当然就可以带来社会的经济稳定。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恐怕我们就要靠一些老办法来稳定我们的经济，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刺激或者叫凯因斯主义的做法。如果我们过度以来凯因斯主义，一定会导致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越来越低，风险越来越大，这可能就是我们过去几年已经发生的情况。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陷阱是中等收入陷阱，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到达了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将会失去成本的优势，如果失去成本优势之后，你在国际市场上怎么竞争呢？当然要靠创新，但是我们知道创新对一个国家的法制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到了中等收入之后就很难走上创新之路。所以我们把这个现象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个陷阱是修昔底德的陷阱，所谓的修昔底的陷阱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人都预测中国到2030年、2035年会取代美国，所以美国作为现在的领导者当然不甘心他的地位被取代，所以中美之间会爆发冲突和碰撞，这个是在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局面，这个局面对我们今天带来了很大影响。

第四个陷阱是它西陀陷阱，我们政府说过很多话，我们有很好的政策和规划。但是如果这些政策和规划迟迟得不到落实，就会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这时候政府再说话恐怕它的效用就会打折扣了。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四重陷阱，如果我们理解了这四重陷阱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的压力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面对这样非常复杂的局面，我们真正的出路还是改革开放，这一点是社会各界的共识。但是我们今年以来对于改革开放大家也听到很多争论。比如说美国认为中国已经失去了改革开放的精神，无论是美国的副总从彭斯还是前财长保尔森都用到了改革开放的精神，就是说你虽然在说改革开放，但是你忘记了什么叫改革开放的精神，恐怕改革开放也是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什么是改革开放精神？

到底什么是改革开放的精神？在我看来改革开放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市场化”。我们知道在1978年之前，中国是计划经济体制，那时候我们是没有市场经济的，甚至说市场这个词就代表着资本主义。但是我们知道过去40年中国的市场化的程度有着惊人的提高。最大的标志之一就是民营企业的崛起，我们知道什么叫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就是典型的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来运行的企业。所以它本身就是市场的化身。今天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们经济的“56789”，是我们的刘鹤副总理和习近平总书记都公开的专门来表示的，而且我们的国有企业也越来越市场化。

我们改革开放的精神第二个关键词是我们加入了全球化的浪潮，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我们通常讲以开放倒逼改革，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光是带动了我们的出口，竞争的全球化也大大提高了我们中国企业创新和改变的速度和能力。

改革开放精神第三个是法治化，法治化当然是和人治相对应的，有了法治化才能给一个社会带来稳定的预期。如果没有法治化企业家就没有安全改，这是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所带来过去40年的经济成就。

我在这里特别要强调市场化，因为市场化既是我们过去成功的关键，也是当前大家对于改革开放发生争论的一个焦点。我们看一下这张图，我们用数据来说话，从1978年到1990年，我们看我们的GDP增速比计划经济时期提高了4.1个百分点，其中有一个百分点来自于农业，0.6个百分点来自于国有经济。2.5个百分点来自于非国有经济。到了九十年代，农业贡献了0.4%，国有经济1.4%，非国有经济是3.5%，到了21世纪农业0.3%，国有经济0%，非国有经济5.2%。所以这个数据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告诉我们，第一民营经济是我们改革开放经济奇迹最大的贡献者，第二民营经济的贡献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的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曾经说过，说民营企业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还要不断壮大。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比如说林毅夫和张维迎他们两个人对中国为什么能成功有一个著名的辩论。在林毅夫看来中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很了不起，我们是一个有为政府，我们的政府制定了非常成功的产业政策，林毅夫的观点和张维迎是截然不同的，张维迎认为中国的成功不是政府的政策做的好，而是因为市场的力量改变了中国。

如果大家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知道林毅夫是错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们在1978年之前，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府，而且有非常多的规划和政策。但是我们的经济不仅没有成功，反而接近于崩溃。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少，我们市场力量越来越强大，这才是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得出的正确的解释。

民企的艰难历程

我们的民营企业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虽然面临的环境有很多不利因素，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民营企业就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直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的40年我们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环境，虽然在一步一步改善，但是这个过程相当艰难。比如说我们在文革之后，第一次修宪，我们1982年《宪法》中我们是这样表述的，“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大家注意这里用的词是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这个词根本没有在《宪法》当中出现。到了1987年，在我们的十三大当中终于出现了私营经济，当时说“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只是补充。到了1988年我们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口气，是允许你们存在和发展。到了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进步，在全国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但是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而且我们第一次提出来对所有的企业应该一视同仁。虽然这只是一个口号，但是能提出这样的口号也已经是一个进步。到了1997年，我们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补充了，变成了组成部分。到了1998年，我们终于提出来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权益。

1995年的十五大，对私营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高潮，我们十五大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新的解释。比如说要努力寻找能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什么叫公有制的解释变得更加灵活了。第二我们提出国有经济比重少一些，不影响社会主义性质。大家不要再去争论姓公还是姓私的问题了。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为所有制服务，可以说在十五大的表述，当时代表着我们思想上非常大的突破和进步。

我们的进步到今天还是没有完成，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因为我们在观念上对民营企业、私营经济一直没有完全平等的地位，所以我们的民营企业一直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生存，所以我们提出一个词叫“原罪”，大家知道民营企业家有原罪，我们要感谢“傻子瓜子”年广久，虽然不是非常大的企业，但是年广久一直背负着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和包袱。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应该感谢年广久先生，他替我们承担了很多历史的责任，如果不是邓小平的两次保护，我想年广久的命运可能会更加不幸。

大家对当前的经济，在2018年出现了这么多的争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切切实实的变化。前段时间有一个非常不著名的人物叫吴小平，吴小平提出了非常奇特的观点叫私营经济、民营经济离场论。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人提出了一个非常荒谬的观点，但是居然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企业家确确实实感受到了一些经济当中发生的趋势性的变化。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非常深刻告诉我们中国在2008年以后这10年我们发生的改变，在2008年之前，我们的国有企业加速在减少，同时我们的国有企业的效益在改善。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在2008年之后，这个趋势被改变了，我们国有企业的加速开始增加，同时我们国有企业的效益开始下降。所以我们的国有企业变得越来越大，但是它越来越不挣钱，这对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改变呢？因为我们的政策出现了变化。第一个我们开始对国有企业限薪，在座的都是民营企业家，大家都知道一个企业能不能搞好，最核心的是管理层是不是有能力，你是不是给他足够的激励。所以管理层的激励是现代企业的核心，但是我们过去几年把这一点改变了。第二个我们现在让党委会成为国有企业的核心，而且是领导核心。这一点应该讲是改变了过去几十年以来的政企分开的大趋势。我们过去几十年一直强调政治和企业要分开，政府和企业要分离，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改变了这样的趋势。这样的一些改变所带来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国进民退。

这样的趋势性的改变，对我们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前几天李克强总理到南京考察，见到了一位民营企业家，李克强总理问这位民营企业家你们有什么样的困难需要我们政府帮你们解决呢？我们这位企业家回答的非常好，他说“只要国家坚持改革开放，我们就没有问题”。我们并不是真正需要的是小恩小惠，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大方向的稳定感。这样的观点代表了我们民营企业家的心声。大家都知道格力电器的董明珠，有一次董明珠参加总理座谈会，董明珠跟李克强总理说我们现在最迫切的问题不是政府给钱，而是要建造一个规范的经营环境，我们不需要产业政策的扶持，只要有公平的竞争，企业就可以做好。这句话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我们经济学家经常看数据，数据表明我们民营企业家的效率一直都高于国有企业，所以我们不需要政府来扶持，我们只需要政府不要虐待我们，只要不要打压我们，我们的民营企业就能够活的很好。

我们的改革现在已经到了深水区，大家都知道深水区的含义，这个改革是非常艰难的，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改革出现了一些深水区综合症，什么叫深水区的综合症呢？比如说现在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变得口号化，我们的什么政策都可以说改革开放，但是有很多政策实际上并不符合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改革开放的精神。再比如说我们改革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总是以扩大政府权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比如说最近我们的民营企业家资金链出现了困难，我们的政府怎么解决的呢？我们看到各级政府都成立了上百亿基金帮助我们的民营企业。但是大家要想一下，我们这些政府的基金从哪里来的呢？它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过去就是因为政府的钱太多，我们的民营企业才出了问题。但是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实际上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我们总是以扩大政府的权力的方式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虽然在大力推动简政放权，但是坦率来讲，我们这些简政放权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获得感。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大家感受不到这些变化。

我想起了民间的顺口溜，我觉得非常生动。说我们今天的改革是什么状态呢？我们的中央在踩油门，我们的部长在挂空档，我们的处长在踩刹车。所以我们改革的列车有好几个司机，最终改革就陷入了空转。

何谓深水区？

到底什么是深水区呢？为什么深水区这么可怕呢？我想深水区主要指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的经济取得了成功之后，我们已经失去了改革的压力和动力。当年朱镕基搞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朱镕基为什么搞改革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的经济已经彻底溃烂，我们的国有经济全面亏损，我们的国有银行都是坏账，所以不改革不行了。但是我们到了今天，我们的经济得到了改善之后，我们政府就失去了改革的动力和压力。我想起了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提出了非常有先进之明的观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我们最应该关注的不是后发优势，而是叫后发劣势。什么是后发劣势呢？因为你是一个后发国家，所以你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它们的产品、技术，然后你的经济就发展起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你发展的比较顺利，所以你就忘记了改变你制度的必要性。你认为我们的成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大政府我们就成功了，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只是因为我们比较快的模仿了发达国家的产品和技术，所以我们现在恐怕很多官员从观念上已经失去了改革的动力和压力，这就是我们讲的后发劣势。

第二个问题，也是非常现实的，就是利益的问题。我们知道邓小平当年搞改革，总体上来讲我们的改革比较顺利，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年中国没有非常庞大的利益集团。但是到了今天，我们中国在经济成功的同时，我们形成了无比庞大的利益集团。而且这个利益集团手上掌握着权力，大家看一下过去五年我们反腐抓了多少个高官，多少个将军，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利益集团有多么庞大。所以我们今天的改革深水区，既要面对观念的阻力我们还愿不愿意改革，也要面对利益的阻力，我们能不能搞定利益集团。

我想起在2013年，十八大之后吴敬琏先生当时非常乐观，吴敬琏说十八大非常了不起，因为十八大终结了两条路线的争论，什么叫两条路线的争论呢？我们知道在十八大之前发生了重庆唱红打黑，重庆唱红打黑标志着就是一条民粹主义的路线，民粹主义对一个国家的威胁是非常大的，从美国的特朗普到俄罗斯的普京，到菲律宾杜特尔特，到墨西哥和巴西新当上的总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民粹主义者。但是我们知道民粹主义对于一个国家的法治和企业家精神会带来很大的破坏。我们的十八大一度明确我们必须走市场化的道路，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提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所以当时包括吴敬琏在内都认为中国的改革的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过去5年的实践表明，我们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之后，这个问题恐怕不像吴敬琏老师想的那么简单。

所以今年88岁的吴敬琏先生，虽然已经88岁了，但还是写了一本新书，为什么要写一本新书呢？因为他看到的现实的情况让他非常焦虑不安。吴敬琏先生说尽管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已经被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但是市场经济取向和回归通知经济模式之争并没有消失，我们的改革开放将继续呈现巨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我们缺乏清醒的认识，我们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将举步维艰，甚至有半途而废的危险。这是吴敬琏先生对我们的警告。

为什么改革会出现摇摆和动摇呢？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回到一个国家靠什么来增长这样一个巨大的根本问题。有人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归结为和西方国家不同的一个中国模式。我们的中国模式在我看来主要是三大要素，第一大要素我们确实搞了市场经济才取得了我们的成就。第二个要素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依赖投资拉动增长的经济，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修路，我们把中国的路修完了，现在帮其他国家修路。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政府不光掌握了巨大的经济资源，还保留了过多的审批权。

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中国增长模式，虽然它能够比较快的推动增长，但是这个模式有非常大的弊端。比如说它带来了环境污染，带来了严重的腐败，带来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带来了整个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特别重要的是我要强调一个强势的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它本质上和创新是不兼容的，如果我们要真正走向一个创新型的社会，我们就必须告别大政府的模式。

今天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前景，有很多人存在担心，我们在微信群里听到了非常多的，甚至说大多数人都是很悲观的声音。但是我一直是相对来说比较乐观，因为我坚信有一句话叫形势比人强。什么叫形势比人强呢？我们改革开放40年增长的曲线，这条曲线非常性感，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要增长就必须改革，你不改革就没有增长。我们从2008年到现在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经济节节下滑，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真正启动我们的改革。现在的问题不是你要不要改革开放，而是你不改革开放经济就会死给你看，今年上半年我们的经济已经死了一回，如果我们不改革，经济可能还要再接着死好几回，这是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理由。

我们今年的民营企业家遇到了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在八十年代末同样遇到过，我们在八十年代末民营企业数量一度减少了一半，最终经济就遇到了巨大困难。当然通过邓小平的南巡，我们的经济又再度回到了一个正确的轨道。对于中国当前的改革形势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大家要有一个比较长远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改革。中国的国情是比较复杂的，要改革绝对不是你非常简单的想改革就能够自动成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改革必须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要集权，为什么要集权呢？因为有强大的利益集团，如果不集权，就像我们过去所说的政令不出中南海，政令不出中南海还搞什么改革呢？王岐山同志在十八大之前就给我们推荐了一本书叫《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讲的非常深刻的道理是如果你不改革就是等死，但是如果一个政治家没有足够的实力就盲目改革是找死。所以我们改革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集权，不改革就集权是不会成功的。集权的目的不是为了集权而集权，而是为了改革。改革第二阶段就是要推动经济改革，要落实十八届三种全会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至于政治改革，要放在比较晚一些的时间，这是对中国改革顺序的解释。

我们看到了很多历史的教训，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推动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操之过急，结果欲速则不达。当今世界我们看一下发展中国家搞民主、搞选举，没有一个国家搞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这是三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三个发展中国家都是民主选举的国家，但是这三个国家的社会一团糟，不光经济一团糟，腐败比我们要严重多得多。就像亨廷顿所说的对于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公共秩序。要先存在权威，才能够谈得上限制权威，所以我们的改革还是要按照我刚才所说的三步走的顺序来推动。

十九大是我们改革进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为什么我讲它是一个转折点呢，因为十九大我们已经完成了集权，我们已经要从改革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开始过度。前几天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我们政治局会议对于反腐败，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新的表述，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叫我们的反腐败已经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我们中央为什么要强调反腐败取得压倒性胜利呢？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了改革的第一阶段任务，我们现在要走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任务不是集权，而是经济改革。要改革就必须把我们中央的焦点，从反腐转移到经济改革上面来。可以讲过去五年我们的领导人最关心的问题不是改革，而是反腐败。但是今天我们必须把我们的首要的焦点从反腐败转移到改革上面来，我们的改革才能够取得成功。

第二点，我们知道十九大修改了《宪法》，取消了任期的限制，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改变这样一个任期制，恐怕我们中国的很多问题都一直是击鼓传花的传下去，我们过去这些问题我们的领导人不是看不到。但是每一届领导人的想法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如何把问题留给下一任，只要你能够把问题传给下一任你就成功了，这就叫击鼓传花。十九大提出一个说法，我们办成了过去很多年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为什么能够出现这样的转变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周期不一样了，我们现在领导人不是考虑五年的问题、十年的问题，而是考虑更长的政治周期。当然我们的改革需要第三个要素，就是要思想解放，没有思想解放，我们的改革同样是很难启动。

十九大之后中国的改革就走向了新的阶段，当然在这个新的阶段，我们依然面临很大的阻力。比如说现在改革面临一个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官僚集团的不作为和高级黑。我经常讲我们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官员体系，但是很遗憾中国的官员基本上在不作为和高级黑之间摇摆。什么叫不作为呢？中央开会到了省里面也开会，市里面、县里面、乡里面都开会，但是开完会就结束了，什么都没有改变，这就叫不作为。什么叫高级黑呢？如果中央逼急了，我们的官员也会去干活，但是都是以简单化、一刀切的办法解决问题。比如说中央要治理环境污染，我们就把所有的企业全都关掉，中央要去杠杆，我们就把所有的企业都撤贷，这不叫改革，这叫高级黑。官僚集团是我们改革绕不过去的，无论我们改革方案的制定还是我们改革方案的落实，都必须靠官员。

我们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出国访问之前，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这一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是什么呢？就叫中国历史上的“吏”字，就是中国历史上是怎么管理我们的官员的。表明官员不作为和高级黑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了改革开放的事业，已经引起了中央高度关注。我们在历史上有很多教训，比如说当年在宋朝，我们知道王安石变法，当时王安石变法可以说是孤军奋战，几乎满朝文武从司马光到苏东坡都反对王安石，当时的皇帝宋神宗非常不理解，他就问当时的宰相文彦博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一句实话，为什么你们都不肯配合王安石呢？当时的宰相说皇上是与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不是与百姓共同治理天下。意思是真正替你干活的是我们这些官员，而不是老百姓。如果你的改革对我们不好，你还指望我们替你干活，那怎么可能呢？所以改革怎么去解决官员激励问题是非常困难的。

在我们今天尤其如此，因为我们今天整个官僚体系过于臃肿、过于庞大，它对我们的改革形成了特别大的阻力。李克强总理曾经说我们养的人太多，养了人就要管事。为什么我们的审批权就是砍不掉呢，有一次我跟一个经济学家交流，我说你怎么评价中国简政放权的成效。他说很简单，你不要看我们的政府说了什么，你要看我们公务员人数下降了多少，我们的政府机构减少了多少，这才是真正的改革。所以中财办原来的副主任杨伟民最近有一个观点非常赞同，中国要把五级政府改为三级政府，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无论是中国的历史从秦朝到清朝，还是今天从美国到欧盟，所有的国家都是三级政府，从来没有五级政府的概念。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国的五级政府变成三级政府，我们的社会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的红利，这都是我们所期待的。

当然这需要我们观念的变化，大家都看过《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说以道德代替法制，这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我们历来都是假定官员靠道德就能够搞好，官员是不喜欢钱的，官员也是不需要给他物质激励的，这个观点是大错特错。如果我们不解决官员的激励的问题，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将面临严重的困难。为什么新加坡、香港能搞的好，我问新加坡一个官员我说你们的待遇什么水平。他说新加坡的一个部长年薪可以达到500万人民币，而且新加坡基本上没有什么税收，所得税很低的。在那种社会官员几乎没有腐败的动力，这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

我们今天的改革面临观念的阻力，面临利益的阻力，我们怎么去寻求突破。最大的突破首先是需要我们观念的革命，今天争论半天核心的问题还是怎么去看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我想起了美国总统里根一句名言，里根就是因为这句话成为了二十世纪二战之后美国最伟大的总统。里根说“政府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希望，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出了问题不要老指望政府能帮你解决问题，我们的问题就是因为政府管的太多了，所以我们才有了问题。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一种观念的革命，我们总是希望通过强化政府来解决问题，我们在泥坑里是跳不出来的。

我们要去意识形态化，就是邓小平说的，我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治左。习近平总书记在11月1日的座谈会上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话，总书记说民营企业离场论，公私合营论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总书记说民营企业家是我们的自己人，而且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力量。这句话是特别关键，过去五年我们的国有企业为什么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呢？原因是很多人认为只有国有企业才是我们党的执政基础，这样一种观念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民营企业是“56789”，大家都知道“56789”的含义，如果你把民营企业搞垮了，我们的经济就完了，经济完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也就不存在了。所以那种认为国有企业才是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只有给国有企业贷款才是讲政治，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这句话也是刘鹤副总理说的。这些对于思想上的认识，对于我们的改革开放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思想解放，今天还是非常不充分的及我们很多问题没有进行逐步讨论，我想起了在2011年，当时诺贝尔奖得住科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演讲，当科斯已经101岁了，科斯说在我这个年龄生命依然吃力。若不是我有重要的话想对你们说，我就不会接受邀请来发言。他说“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就是说你很多问题不准讨论那就麻烦了，大家想象一下为什么吴小平荒谬的观点没有一位官员敢于站出来第一时间批评呢？就是因为越左越安全，每个人都抱着越左越安全的想法，最终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冲击。科斯先生讲的非常深刻。新加坡学者郑永年也说，中央提出“不可妄议中央”，意思是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性，但是这一原则被各级政府滥用和泛用，演变成谁也不能对上级政府止跌的政策提出意见，哪怕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意见。我们过去几年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风险，不是因为我们经济学家没有水平，而是因为没有人敢出来说话。

我们如果重温邓小平1978年的演讲，我们真的非常感慨邓小平是一位历史的伟人，邓小平在40年前就非常有预见的指出，如果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就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我们过去几年中央说加强党的领导，结果我们很多公司就修改章程把党委会变成企业的领导核心，这显然是不符合邓小平讲话的。邓小平在1980年的讲话中明确说了，说我们要改革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校长负责制、院长负责制，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更好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说不加强党的领导，而是要科学的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让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这是需要我们去认识的。

邓小平说，今天敢出来说话的人越来越少，如果大家都不说话，对坏人坏事都不敢反对，怎么去解放思想，四个现代化化怎么化法？这是邓小平同志1978年说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也说了，我们对一些错误说法要及时澄清、及时纠正。

另外我们要警惕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的政策都已经被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所绑架。我们中国虽然没有出现明显的问题，但是威胁始终是存在的。刘鹤说很多发达国家，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采取错误的政策，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是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扩张的时候采取了紧缩，应当开放和合作的时候采取了保护主义，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倒退。这样的警告也是值得我们今天所特别需要去警惕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对中国的打压，现在已经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华为事件，已经表明中美之间陷入了新型的冷战，这一点我们已经不能假装不存在了。假装不存在就是掩耳盗铃，但是我们也不要感到恐慌，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对于我们的压力不全是坏事。比如说特朗普提出了六项要求，至少我认为其中的五项对于我们中国都是好事情。比如说我们应该降低关税，我们应该开放更多的行业，包括汽车、金融，我们应该保持国企的竞争中性，我们应该减少政府的干预，比如说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政策。我们应该加强法治，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我认为这些东西即使没有特朗普的要求，也完全是我们中国应该做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以开放倒逼改革这一原则在这一次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当中同样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机遇。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一次的压力变成我们的机会来推动我们的改革开放。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因为我们的改革在深水区，如果没有一个现代化的治理体系，我们的改革就很容易被既得利益所绑架。什么叫现代化呢？决策要透明，决策要有充分的利益博弈，决策要专业，比如说要请专家搞听证会，决策要允许思想的市场，这样我们中央政策的制定才能够合理，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落实。

国家治理现代化，最重要的是法治，我们法治的现状，国务院法制办原副主任袁曙宏，黑头不如红头，黑头就是法律，红头是政府文件。红头不如白头，白头是会议纪要。白头不如低头，低头是领导的批示。低头不如口头，所以我们不能够真正依法治国，企业家定心丸是吃不下去的，吃下去之后也没有真正定心，我们只有法治才能够给社会带来真正稳定的预期，我们才能够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要进步非常不容易，需要社会各界做出共同的努力，比如吴晓灵女士说我们要向新闻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致敬。正是因为这些新闻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的勇敢推动了我们政策和法律的完善，我们也要向以吴敬琏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致敬，因为这些经济学家他确保了我们能够沿着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改革的路径前进。我们也要像企业家致敬，企业家不仅是改变着我们这个社会，而且企业家是我们社会非常有话语权的力量。今年2018年我们要特别感谢两位企业家，一位是蒋锡培先生，一位是曹德旺先生。正是因为他们非常勇敢的能够发出企业家对于经济社会的真实的看法，对我们政府的政策能够带来积极的改变和影响。我们社会多一些这样积极的声音和勇敢的声音，改革开放的事业就能够进行的更加顺利。